（作者：陈凯华、康瑾，分别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进入专题： 数字经济 。
我们知道，基础研究的成果是定理或定律。以水为例，当河道较宽时，流速会较慢，河道较窄时，流速则会较快。
莱特兄弟之所以屡败屡试，其底气也是两个定理：一是流体连续性定理。1896年，他俩开始在基蒂霍克沙丘上空进行载人滑翔机试验，经过无数次失败后，终于梦想变成了现实。比如前面提到的阿基米德浮力定律，威尔森可用它造铁壳船，别人也可用它造水上公园。创新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过我不打算对具体的创新过程作分析，而重点讨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关系。就好比一棵果树，基础研究是树的根系，科技创新是树上结的果子。
我举上面的例子，无非是想证明这样一个结论，创新是一连串事件，而源头是基础研究。可由于定理或定律的使用不排他，无法向使用者收费。它不仅有助于熨平出口导向经济中固有的围绕出口的蛛网波动，而且可以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潜力，在实物形态上累积资产，形成财富，为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在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其机制也是符合市场经济方向的，机制是有效的，问题主要发生在资产配置的选择上。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审计结果，全国2779个县中只有54个县级政府没有举借政府性债务，并且在省、市、县三级政府中，县级政府性债务增长最快，2010年-2013年三年内上升26.59%。按照2035年远景规划，届时中国要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即意味着到2035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会从43%向20%方向收敛。显然，对处于高收入门槛处仍在追赶的中国来说，可持续高强度的投资是必要的。
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较，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这一下降不仅仅体现在金额指标上，而且也明显体现在包括新开工面积和销售面积的实物量指标上。
在国际经济比较中，中国被定义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坚持扩大基建投资，不仅难以持续，而且会进一步扭曲经济，并使金融高杠杆，尤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重化。就住宅业而言，下降速度更快，分别下降28.4%和25.4%。基建投资可持续机制创新，地方融资平台资产置换 中国的基建投资虽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但却基本是由政府主导的，其中地方政府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例如芯片等其他高新技术，中国的低碳尤其清洁能源技术总体上与世界没有代差，加之中国是世界上工业部类最全的国家，所有的行业都有减碳的必要，预示着任何有利于减碳的技术，从传统的到高科技的都有用武之地。如果上述的分析判断成立，就应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为方向，开始规划地方融资平台包括置换在内的资产配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各级政府的积极参与下，中国已是世界上PPP项目最多、形式最广泛、运用最娴熟的国度。当时为了对冲日元大幅升值所带来的外需下降，必须扩大内需，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由此提出。
在这一制度下，因汇率固定，利率自然锚定美元，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变动而变动。换言之，土地融资的边际引领作用既促进了不发达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在整体上提升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
中国的这一做法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由此，前所述及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安排的传统基建投资的扩大，充其量可以带来一时的短期需求的上升，但难以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除积极主张扩大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外，还有一种日益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城市化已到中后期，基建投资的高峰已过。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20年，当新冠疫情突如而来，经济开始大幅下行时，人们就期待中国凭借这一特色发挥基建投资优势，对冲经济下行，提升经济增长。从目前的态势看，预计中国将在2028年实现碳达峰，届时碳排放将由现在的93亿-95亿吨上升到110亿-115亿吨左右，进而进入碳中和过程。香港本身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是实行联系汇率的货币局制度。面对不断到期的地方融资平台应付债务，尽管地方政府屡屡承诺偿还义务，但国内外金融市场依然保持警惕。从这个角度讲，无论地方政府出于什么动机，是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还是提高本地GDP增速，都从宏观层面上改善了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能力。
中国有庞大的人口和广阔幅员，对规模大小各异的各类基础设施都有需求，特别是无论其市场规模还是地理空间都会自然生成有别于小经济体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突出体现在铁公基上。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在债务累积的情况下，不能轻易的启动去杠杆，而应更关注流动性的安排，否则会引发踩踏式的快速去杠杆，导致更大的金融风险。
政府主导基建投资由此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形成以土地作为融资中介的土地财政机制。虽然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仍可以逆势而上，然而一味如此会造成资源浪费，也使经济更加扭曲。
这轮固定资产投资下行一个重要特点是20多年来一直增长着的房地产投资出现了增速的下滑。第三，切实推进财政体制的改革。
它构成经济学界需要加强研究的新课题。也是在这样的假设前提下，各级地方政府纷纷效法，努力兴办地方融资平台。综上所述，无论从当前稳定经济的实际需要出发，还是从国土整治的长远安排考虑，发挥中国独有的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优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近，在俄乌冲突和疫情冲击的影响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基建投资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再次受到重视。
从这个角度看，由于基建投资在实物量上实际地消耗水泥、钢材等物质产品，无论在发达的上海还是边疆地区的县城，修建一平方米建筑物用的水泥、钢材是一样多的。理由是它改善了资源配置功能，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
依此，不仅可以新收入来弥补土地资产收入可能出现的萎缩，而且还能继续发挥地方融资平台在资源配置上的边际引领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带动高质量发展。当前较佳的办法是用发消费券、发钱等方式来直接补贴弱势群体扩大消费。
与此同时，尽快推广生态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与完善，并纳入考核。其次，经济政策应考虑为低碳经济创造市场需求，促进形成有稳定收入的绿色资产。
基建投资又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再次发挥作用，措施是通过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即地方融资平台杠杆来控制基建投资规模，其中之一就是严格审批城市地铁项目，控制其融资安排。回顾过去44年中国基建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当前的争论涉及到三个相互重叠的问题，需要分别厘清：一是，怎么看待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基建投资。由此，及时大规模对启动基建项目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一前瞻性的融资举动，有效地减少在基建领域极易发生的投资时间错配，从而凭借着超前建设且质量不俗的基础设施，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的竞争中胜出。
对于那些小的东亚经济体，因难以独立地进行调控而不得不将宏观经济政策锚定世界主要大经济体，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中国香港。当中国将充沛的劳动力纳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后，资本、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开始向中国集聚，表现为通过招商引资，发达国家工业产业向中国转移。
因此，围绕它的争论持久不衰，从40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一直争论到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当下。对于那些相对较大的东亚经济体，虽有宏观经济政策，但因经济的外倾性使其在实施中变形甚大，例如人们经常提及的80年代日本广场协议后的宏观经济政策。
地方融资平台是中国国情的产物。这种围绕着出口而形成的蛛网波动，始终困扰着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
